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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虞云国:宋代的流言与管控——读《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

庚子正月,被迫宅居,读毕网购的《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以流言为中间的考察》(方燕著,中华书局,2019年11月;下引此书简称《流言》,仅标页码),从宋史角度试对这部新著略作评介。

进入新世纪以来,信息传播与管控日渐成为宋史钻研的热点,邓小南教授就多次主持过唐宋时期甚至更永劫段的信息渠道的评论争论会与事情坊。当然,正如《流言》所说,以往钻研较多关注系统体例性信息渠道的传播与管控问题,“对非正式渠道信息传播的布置和治理的钻研则较为轻忽”,尤其对扳连“民众聚拢行径、官夷易近互动、区域活动”的流言征象及其“与社会文化生理的关系,短缺较为细致的阐发揭示”(47页)。流言是任何社会、任何期间都存在的一种社会征象,其特定的指向性、受众的广泛性、交流的匿名性、传播的变异性,既让听闻者不知所措,更令主政者深觉棘手。著者自述撰旨说,盼望为处于转型期确当今社会,就“流言的熟识、预防、消解和节制供给宝贵的历史借鉴”(48页)。

撤除绪论与结语,全书分为六章,首章叙述宋代信息传播与政府规制,其后五章依次探究了宋代流言的生发语境以及与政治经济、军事、边疆管理、灾异的关系。大概受制于《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主书名,就涉猎感而言,第一章所论信息的外延略嫌宽泛,假使适度大略既往钻研相对深入的官方信息的本能机能机构、传播形式与管控规制等内容,直接聚焦于副书名《以流言为中间的考察》,大概更能凸显主旨。

毫无疑问,流言与谣言都属信息范畴。著者提醒,“学界对流言、谣言的界定不一,且无明确区分”,该书之以是应用“流言”这一中性观点,来由基于:“一是今人在应用谣言时词性色彩更具贬义,二是流言部分与事实相联系”,这是可取的。但其接着将“流言”解释为“一种经过暗里的或公开的渠道所传播的有关人与事的未经证明的、不确切的信息”(8页,黑体为引者标和记娱h88示),窃以为“不确切”三字有欠精准,正如究竟哪一主体据何标准有权判处谣言一样,判断流言的“不确切”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故宜改为“不知确切”,庶几相符定义中性原则。本文也将在中性原则下评论争论该书论及的宋代流言与政治应对。

《流言》给人最深印象之一就是史实包罗的充足详备,这与宋代传世史料因印刷术遍及在数量上险些跨越其前文献总和是亲昵相关的。然而,一个期间的流言力度及其频度,与社会历史之间必有错综奥妙的互动关系。考察宋代流言,自应将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纳入视野。这一转型在诸多方面或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宋代流言的历史背景,在流言的天生主体、传播要领与互动形态上出现出期间的新特征。

首先,宋代承认士农工商“四者皆庶夷易近之本业”(《嘉定赤城志露台令郑至道谕俗七篇》),社会各阶层之间出现出相对平等的趋势。阶级布局的深层变更导致包括流言在内的发声权也渐趋对等,比拟其前其后的专制王朝,宋代舆情情况与思惟管控相对宽松(当然也应区分不应时段的显着差异),只管作为社会中坚与帝国精英的官僚士大年夜夫阶层仍是引领舆论的主体阶层,但农夷易近、手工业者与贩子终究较之前代在司法上也拥有了发声权,同样可能成为流言天生的主体之一,将自己的好恶评判合时转化为流言而播扬于世,并经过翰墨史料记录在案。相对付前代流言每每聚焦于朝野上层,反应底层诉求的政治流言一样平常在社会大年夜更改时才浮出水面,宋代流言更凸现其日常社会的众生相,也更具有社会史代价。

其次,宋代社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在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诸领域,各阶层的劳动者经由过程左券条约确立主雇之间的劳动关系,期满今后都有权利双向选择而自立去留;士农工商之间的阶级流动也是时有所见的社会征象。选任轨制驱策全国官员或到差地方,或述职京师而仆仆于蹊径,科考轨制按期催生了学子士人的定向流动,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商贸行径的生动激发了行商走贩的频密流动。在前近代的传统社会里,这种社会流动的空前加强对流言的天生频度与传播速度都带来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再次,跟着社会经济的赓续成长,宋代流言在扩散渠道与传播手段上都光显凸现了期间特征。借助印刷术遍及,流言凭借着印刷纸媒而广为传布,例如,书肆发行的野史小说大年夜受朝野官夷易近的青睐,仿效邸报的夷易近间小报也试水印刷手段。在城市经济与市夷易近文化的助推下,瓦舍北里、茶肆酒肆不啻是八方流言的互换平台,这些平台上敷演的措辞、浑话、演唱、杂剧、电影等市夷易近文艺也成为流言的演绎手段与传播渠道。而在人流密集的城门亨衢与职员流动的客店馆驿,无名揭帖与匿名题壁也是流言的常见形态。

着末,作为华夏政权,宋朝在外部始终面对着北方强敌压境的严酷场所场面。北宋前期有宋辽战斗,中期有宋夏战斗,晚期有燕山之役与宋金战斗等等;而全部南宋更是处在战时系统体例的阴云笼罩之下。尖锐的南北对峙,惨烈的夷易近族战斗,令朝野臣夷易近经久处于焦炙惶惑甚至恐忧惊恐的心态中。而首要的处境与不安的心态中对生计安然的愿望恰是流言孳生最相宜的温床。诚如《流言》第四章注解,军事流言之多恰是宋代异于其他朝代的特征之一。

宋代流言的期间特征向统治者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课题,《流言》对其成功与掉败两方面都有充分的揭示。

在政治文明上,宋朝较之前代确有进步,但终究仍是君主官僚系统体例,在评价其舆情情况相对宽松时,既应把握好尺度,更应区分不应时段政治生态的差异,考察宋代流言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如斯。宋朝一样平常以疏导、使用与管束等多管齐下来应对政治流言。

先说疏导。在君主官僚系统体例下,最高统治者一样平常也冀望及时掌握准确周全的信息资本,藉以有效运转统治机械,规避孳生晦气流言。宋朝中枢获守信息资本的要领可分常态渠道与异常态渠道。常态渠道即由各层级官僚陈诉相关信息。但作为信息陈诉的第一问责人,各级官员出于掩饰宁靖、投合上司、掩护政绩、推辞责任等仕途考量,每每弱化以致堵塞正常渠道的信息反馈。《流言》以灾情为例,将父母官报灾掉实分为缓报、谎报、瞒报、不报等常见形式(142页)。这些陈诉掉实的类型,岂止限于灾情应对,也是任何专制政体下官僚系统司空见惯的常态。宋朝在异常态渠道上设计了另一套法度榜样,以期避免常态渠道的梗阻阻塞,终极导致流言惑众而危及政权安然。宋朝容许吏夷易近在来由充分与信息真实的条件下有权直诉与越诉。直诉分拦邀御驾(即拦阻天子车驾上告御状)、挝登闻鼓(赴京师登闻鼓院与登闻检院伐兴告状)与投书匦函(即投送举报信)等要领;越诉即在逐级上诉的老例之外容许越级投诉(143-146页)。在轨制规定上,异常态渠道只管为覆盆之冤的小夷易近越级上告保留了权利,但据史料所见,虽偶有其例,却不宜过分衬着其成效。宋代应对流言的疏导之策,关键取决于两点。一是详细官员的吏治好坏。为政有德,正常渠道的信息反馈基础上及时有效;反之,正常渠道也会形同虚设。二是不应时段的政治生态。倘以北宋为例,政治生态相对清明的宋仁宗庆历、嘉祐时段(1041—1063),流言信息的反馈上达显然不能与宋徽宗政和、宣和时段(1111—1125)相提并论而混为一谈。

次说使用。在信息尚不透明与公开的情势下,流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鉴于流言每每成为"民众,"注解立场、评价与诉求的舆情情势,统治集团在清醒之际也深知“苟夷易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苏辙《栾城集三论分手邪正札子》),从而细听流言,掌握舆情,端相夷易近心,改良政治。在健全官吏信息陈诉制同时,宋朝特许专司监察之责的台谏官拥有“风闻言事”之权,用意即在于此。所谓“风闻”,既指容许监察官员采择流言作为纠劾依据,也包括鼓励他们将流言上达中枢,“欲广采用以补阙政”(《宋史吕诲传》)。拙著《宋代台谏轨制钻研》曾论及风闻言事的利弊得掉,关键仍取决于政治生态清明与否。另一方面,流言也总被用为引诱"民众,"情绪、意愿与倾向的政治手法,以便勾兑兜售其政治预谋。宋太祖为黄袍加身而授意编造“点检作皇帝”、“契丹入寇”与“日下复有一日”等政治流言,以陈桥兵变一举夺得了赵家世界。宋真宗为强化皇位正统性,闹腾了长达十四年的天书事故,乃至“一朝君臣如病狂”,正如著者所说,“实际上是一场有预谋、有筹备、由君臣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流言闹剧”(419页)。

再说管束。《流言》引英国学者戴维巴特勒所说,“没有一个政府——无论它是夷易近主的照样专制的,能容许大年夜众序言免受某种形式的规定或限定而自由成长”(第2页),不言而喻,宋朝的管控当然是专制集权式的。全部宋代将卜筮相命、天文图谶等夷易近间印刷物一概列为禁书,如有印版刻石一律追缴,“当官弃毁”;宋徽宗后期,类似规定也适用于秘密结社的“明教之人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 (131-133页)。及至秦桧专政,为绍兴系统体例而扼杀异议,藉国家权力来厉禁私史,诬之为“邪谋伪说”,独裁系统体例更倒行逆施地胁迫舆情与整肃流言(拜见拙著《南渡君臣秦桧专政形象的自形塑与他形塑》)。

宋和记娱h88朝对官方邸报必先行预审再颁定本,紧紧攥住公共信息宣布权,不仅朝政机密,包括群情时政与事涉灾异,凡“被统治者视为敏感的或负面的信息一律受到官方的严格限定”(128-129页)。宋朝管束官办邸报颇见成效,对夷易近间小报却十分头疼。小报所载多为邸报未报之事,由邸吏“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日书一纸,飞报远近,以致果真绕街叫卖。小报消息,事后复验,“或然或不然”。南宋孝宗朝起,朝廷屡颁告赏,厉行禁绝,但终宋之世,小报却禁而不止。无论官夷易近,“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134—136页)。由此可以推论两点:其一,颠末严格过滤的邸报(即朝报)已远不能满意官僚士大年夜夫的日常信息需求,足见宋朝舆情虽称宽松,公共信息宣布机制仍不健全与透明;其二,小报信息真伪相杂,确具流言性子,却已然成为合法渠道之外最紧张的信息源之一。这些固然都是流言型小报屡禁一向的主要缘故原由,另一方面也阐明宋朝专制集权终究仍属前近代形态,尚未臻于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学界普遍觉得,跟着士大年夜夫阶层的形成及其自觉意识的崛起,结合新儒学 “以世界为己任”的主导思和记娱h88惟,宋代已形成了一种“公议”,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制约皇权、蔓延正气的积极感化。惟其如斯,官僚士大年夜夫才理直气壮地告诫天子:“公议,国家之精神”(《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二,牟子才《因灾异进对劄子》)。

《流言》则将公议分为两类,即传播士人之间的士大年夜夫公议与传播夷易近间底层的民众公议,不仅都“表现的是夷易近意夷易近欲”,而且都采取口头传播要领(105页)。结合两宋历史,公议也是流言的特殊形态,在我看来,还有如下特征。其一,无论何种公议,一方面可能吸纳了此前的流言因素,一方面也可能成为此后的流言内容。其二,两种公议的界阈并非绝对封闭的,士大年夜夫公议中合理融入民众公议的身分,民众公议中接地气地再现士大年夜夫公议的内涵,在宋代也都不乏其例。其三,在政治生态正常时期,民众公议也能经过士大年夜夫官僚奏禀君主,作为集权政体治国理政的信息参考;而在政治生态恶化时期,即便士大年夜夫公议也无可能上达朝廷,而被擅权者或政敌斥为勾引民心。其四,在宋代政治史中,两种公议的强弱曲线,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代换征象:政治清明时段,士大年夜夫公议的有效峰值趋高,而民众公议的有效峰值趋低;而政治生态逆转时段,士大年夜夫公议渐趋鸣金收兵,民众公议却取而代之。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牟子才提醒宋理宗说,“世界有道,公议在朝廷;世界无道,公议在草茅”(《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十二《论阴浊之症有类宣和者五事疏》),揭示的恰是这一征象。

《流言》将民众公议归入信息的夷易近间传播而区分为说话传播与非说话传播(非说话传播与民众公议关系不大年夜,此不具论),说话传播下再分民众文学艺术、优词乐语与夷易近谣谚语三种形态(109—121页)。优词乐语实际上也属民众文学艺术的范畴,故民众公议的传播要领主如果夷易近间文艺与夷易近谣谚语。相对说来,宋代传世谣谚远较夷易近间文艺富厚,在作为民众公议的流言钻研上成果也更丰厚。这一钻研,除了《流言》,值得一和记娱h88提的还有《两宋谣谚与社会钻研》(赵瑶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下称《谣谚》)。两书都将政治谣谚作为政治流言与民众公议的特殊形态,探究其与宋代政治的互动关系。

政治谣谚是夷易近间底层介入政治监督、表达民众公议的特殊舆情。有钻研者指出,政治谣谚一样平常出现“三级增长”的态势:第一级讽喻式,以戏谑讥诮为特性,但仍包孕善意规劝的因素;第二级否定式,对原讽喻工具已不抱幻想而代之敌视立场;第三级行径式,底层民众已无法忍受,而采纳“鼓吹行动的要领”(转引自《谣谚》367页)。鉴于上引两书主如果以逻辑框架展开的,这里且以政治生态逆转的北宋晚期为例,来探究政治谣谚作为民众公议介入政治的体现要领。

宋徽宗登位不久,便以宫廷集权模式取代了其前权力相对制衡、运转尚称有效的中央节制模式,其政治统治“却是劫难性的”(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72页)。宋徽宗集团为强化集权模式,士大年夜夫官僚精英被驱逐出朝,至迟政和初年起,刚直敢谏的官僚士大年夜夫连正常参政的信息渠道也已名不副实,士大年夜夫公议更无从谈起。与此成为对比,作为民众公议的时政谣谚却空前生动,以政治流言的特殊形态评骘时局,抨击朝政。

政和元年(1111),蔡京再相,童贯大年夜用,世界传开了“突破筒(童),泼了菜(蔡),就是人世好天下”的谣谚,表达了民众公议对“二人卒浊世界”忧心如焚。政和三年,何执中趋附蔡京进位右相,大抵同时高俅也升任殿帅,京城儿歌纷繁传唱:“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兒荷葉在。”“穜蒿”喻指童贯,“菜”仍指蔡京,“羔儿”谐音“和记娱h88高二”(即排行高家老二的高俅),“荷叶”喻指何执中。谣谚中“打”“泼”“杀”“割”“吃”等动词爱憎分明,却仍出以谐音戏谑的讥诮要领。

而到宣和元年(1119),王黼与蔡京并相,朝政加倍污浊,“卖官鬻爵,至有定价”,夷易近谚直斥:“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曲洧旧闻》)。据《老学庵条记》,次年杭州知州客席上竟“有服金带者数十人,皆朱勔家奴也”,就有夷易近谣唱道:“金腰带,银腰带,赵家天下朱家坏。”着末一句彷佛还为“赵家天下”惋惜,殊不知朱勔大年夜兴花石纲逼反方腊,奉行的正是赵官家的御笔。宣和五年,宋徽宗借“收复”燕山而大年夜搞庆典,京师传唱开两首夷易近谣。其一云:“喜则喜,得入手;愁则愁,不长久。忻则忻,我两个厮守。怕则怕,人来破斗。”其二云:“臻蓬蓬,外頭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仲春,滿城不見主人翁。”政治谣谚表达出明确否定的民众公议:不仅侥幸入手的燕京势“不长久”,连东京城明年也将“不見主人翁”。诚如《流言》对此所论:“宋王朝已被掏空的内里又岂是外面的繁华能够掩蔽得住的。”(52页)

靖康元年(1126)初,金军兵临城下,刚登位的宋钦宗屡下求言诏,但金兵北撤形势缓解后,便将河东等地抗金防务置之脑后,浑掉落臂金帅完颜宗望(二太子)可能再次南侵,却急于立太子,同时穷究其前伏阙进谏请诛“六贼”的太门生领袖陈东,不久东京城内传开了“十不管”谚语,着末两不管即“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对朝廷“复沮抑言者”,打压谈吐空间,便有谚语怒斥:“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宋徽宗朝的年号钱在靖康改元后继承流畅,但靖康、建炎间(1126-1130),虔州市上拒用宣和与政和的年号钱,称为“上皇无道钱”(《鸡肋编》卷下),将徽宗年号钱与“上皇无道”直接挂钩,把宋徽宗钉在“无道”的羞耻柱上。

北宋有过“入奏风谣受圣知”的承平期,无论奉命出使,照样任职州县,官员都有责任采择夷易近谣、体恤舆情,所谓“风谣随处采,夷易近瘼尽心求。报国机钤密,供吟天气幽”(王禹偁《赠采访使閤门穆舍人》);“令尹求夷易近瘼,行行听路谣”(许广渊《和徐令南新道中》)。及至政、宣之际,宋徽宗治下的政治生态极端恶化,言路闭塞,正气不张,“士人知朝廷意,亦不复上书”(《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六)。而政治谣谚作为民众公议即便近在京城咫尺,最高统治集团不是闭目塞听,便是视而不见。

比拟宋代“祖宗盛时,以宽闳博大年夜养士气”(《真文忠文移集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二》),宋徽宗集团在应对朝野公议与政治流言上是彻底掉败的。这一转变的深刻教训与不幸终局,正如宋史名家刘子健所指出:统统缘于“徽宗开始滥用皇权,终极导致北宋的悲剧性灭亡”(《中国转向内在》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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